时间： 2023-04-17 13:56
来源： 中国水网
作者： 薛涛
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完全靠税收支撑，其资本生成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地方政府。它们可能补贴一些制造业企业，但补贴的规模完全不能与中国地方政府相匹敌。
04. 城市化转型对策建议
回首过去，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成功非同凡响，甚至远超自我预期。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过去四十余年的成功经验可以继续复制吗?
显而易见，一把钥匙无法打开两扇不同的门。
无论是从需求侧的人口变化来看，还是从供给侧的城市建成区的增长来看，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城市的高速增长时代渐近尾声。在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之后，在城市的运营阶段，中国经济将面对完全不同的问题。
如果以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来衡量，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56.1%，城市化过半不多似乎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还有较大的投资和增长空间。
但从更能反映城市化真实水平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201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已经达到51948平方千米，如果加上矿区建设用地，总量高达10万平方千米，可以“装进”全国约77%的城市人口。
假设城市人均用地水平是不变的，建成区足以容纳约12亿城市人口。如果按约13.6亿的总人口计算，则城市化水平已达到88%。
按照描述城市化规律的诺瑟姆曲线，城市化率达到70%～80%是城市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达到这一水平之后，城市化进程会放缓。
由于采用“土地金融”的办法，这一制度的高效率使得中国的空间城市化出现一个巨大的“提前量”，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也因此将在相较于发达国家更低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上就开始转型。
在城市化的资本型增长阶段，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于解决资本缺口问题，由于资本性支出会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一旦进入城市化的运营阶段，随着运营性支出增加，资本缺口困难将会被现金流缺口困难所取代。
在城市化的1.0阶段，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好的”增长，说明城市政府的信用好，并能借此融资;但进入城市化2.0阶段，城市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基本完成。
这就像一个工厂，在厂房建好和设备装好后，再建更多的厂房并不会带来实际的增长。城市建设也是相同的道理。
此时再继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通常只能带来“坏的”增长。从长期来看，gdp增长结构是“好”还是“坏”，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绩效。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经济正从资本型增长转向运营型增长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可供验证的经济学假说：在达到一定的资本积累水平之后，城市的“现金流-资本”结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发生突变。
在达到该资本积累水平之前，城市固定资本相对于城市现金流越高，城市经济增长绩效越好;越过该积累水平后，城市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城市现金流的相对快速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危机的概率较大。
这是因为，所有商业模式同时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必定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而这会带来一个传统经济学容易忽视的副作用——货币供给不足。
这个副作用带给经济的破坏性，要远超转型带给经济的好处。在现实中，合理的微观经济决策的合成效果，会导致不合意的宏观结果。
导致微观行为“合成谬误”的原因，就是货币。分工是所有经济的基础。而“市场—商品”经济必须使用货币分工。在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长期发育不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货币不足，所以必须依赖出口顺差换取分工所必需的货币。
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货币的信用化，摆脱了流动性不足的约束。改革开放的成功，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金融创造的巨大信用为货币从商品货币转向信用货币创造了条件。信贷成为货币生成的重要途径。
在城市化需要巨大融资的资本型增长阶段，因为有足够的信用，贷款需求不成问题。
但当城市化从资本型增长转向运营型增长时，贷款需求迅速减少，如果此时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同时"去杠杆"，银行资产负债收缩, 结果就是货币供给的减少。
如果再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导致的顺差生成货币减少正好与“去杠杆”同步，经济就会面临更大的萎缩风险。
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货币不足导致的社会动荡屡见不鲜。这才是城市化转型的最大风险。
对于现代经济而言，转型成功的前提，就是要解决伴随转型而来的流动性不足问题。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另外新的商业模式开始进行资本型增长。
编辑： 赵凡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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