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9-28 11:23
来源： 绿茵陈
作者： 王凯军
左二廖志民、右一许国栋
除了这俩，杭能是另一个能把工程做到极致的公司，只是它以前不属于环保圈。
我跟许总和邵总分析，杭能当时每年盈利大概是在一千多万，但是，它只做厌氧部分。所以，并购之后如果做整个工程epc的话，合同额翻倍，利润可以上升到三千万以上。虽然，中持绿色当时盈利并不高，只有几百万。但是，在当时的时间节点，一两年以后应该能发展成三五千万利润的公司，所以合并对中持绿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当时蔡昌达已经接近70岁了，他也想收山，所以我们去了以后谈了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回来以后，中持内部商量，收购没有进行下去。
两年后，维尔利以四点几亿的高价收购了杭能，这是国内环保界少有的几个成功并购，同时又实现凯发官网入口首页的文化很好融合的案例。与杭能合并助推了维尔利从垃圾领域到有机固废处理的成功转型，现在维尔利在有机固废的厌氧处理技术上，成为行业翘楚。从这个角度说，中持放弃了收购机会，确实非常可惜。
02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从“十万亿”到“三级网络”
urban and rural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世界能源》展望到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会达到4000亿，缺口2000亿。 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从2012年的1816亿达到4000亿。当时我国天然气的产量是1500多亿，未来加上进口量，能到2000亿。还有将近2000亿的缺口，怎么办?
这个缺口可以通过煤制气 生物天然气两条途径来填补。当时我国在煤制气领域已经有所突破，在新疆还建有专门的能源基地，西气东输等工程也开始上马。煤制气1500亿后，还有500亿可以采用生物质燃气，这就需要与厌氧消化、餐厨垃圾、沼气等技术来结合，这是一个大战略。
为此，国家专门在科技部设立了一个生物天然气的专项，除了承担研究任务，还承接产业上的事情。围绕这个专项，开展了一系列的课题，给科技部提出了一个“100亿”的产业目标。
我们是搞厌氧出身的，这是我们的本业，总要提出一点想法，要有所作为，所以，我跟左剑恶教授一起商量和策划，从而产生了“十、万、亿” 计划的构思。
2013年底，通过老甘(甘海南)【相关链接：】，我约到了时任山东省环保厅领导，甘海南、左剑恶和我一起到省厅跟他汇报在山东实施“十万亿计划”的可行性。
我将国外的情况、技术的情况、山东的优势做了详细介绍。
具体的想法是配合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在山东十余个地级市建设十个沼气生产基地，每个基地包括 十个生物质燃气项目，合起来有一百来个项目;在十个城市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每个城市推行千辆，合起来有万辆规模;为了缓解大气污染，在百万户农村提供生物天然气替代煤炭。最终达到 10 亿的生物燃气的产量。
我把这些计划中的数字合起来，变成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十万亿计划”。
我认为搞生物天然气条件已经具备且需求也都起来了。当时我们调研过很多国外案例，如瑞典有了沼气汽车，甚至还有沼气能源的火车;德国真正把能源作物和沼气做成了产业，可再生能源处于世界领先。
从山东当时的情况来看，在资源、工程和技术上都有优势。山东是最早上清洁汽车的，十方厌氧技术也已经做了很多工程。食品行业已经初步具备基础，600多个食品加工厂产沼气可以达到10亿方。餐厨垃圾产生的填埋气可以达到2亿方，从沼气潜力上看，山东省食品行业全国排第一，农业全国排在第二，畜禽养殖和秸秆有20亿方的沼气生产潜力。
我认为如果开展生物天然气工作，还能够有效缓解山东的大气污染。
当时山东全省耗煤2.4亿，农村的散煤用量约有4000万，这些散煤燃烧均未经处理就排放到了大气中，产生的污染量是热电厂的10倍以上。且这些散煤主要集中在冬季的4个月取暖，导致冬天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又增加了3倍。
因此，在“十万亿计划”中提出给百万户农民提供生物天然气替代散煤取暖，这样散煤污染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听完后，大家对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包括我提到的大气污染治理思路，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再利用。
但当时各地环保厅全副精力都放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时间、任务都很紧迫，暂时腾不出空来。所以，山东省决定半年或一年后，等把大气污染治理的思路理清了、工作捋顺了，再详细商讨这件事。
当时，我们与配合，与山东省环保厅在济南主办了“山东省生物质高质利用技术论坛暨试点工作对接交流会”，探讨了山东省生物质高质利用的现状及产业发展前景。
会上，我借机提出山东省“十、万、亿”燃气项目倡议：可以优化产业布局，改善能源结构，缓解大气污染，支撑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
山东省环保厅研发中心主任李保林明确表示：“举办论坛为供需双方搭建了平台，有利于推进日后合作。对于启动的试点工程，省里会给予支持，省环保厅也会为生物质高质利用提供支持”。
这段时间，有一次郝吉明院士刚好也在济南参与治理大气污染的相关工作，我们就拉了郝院士一起约着和济南市市长谈。
那天等了很长时间，后来一个市委常委出来见我们，说有领导到济南，书记、市长去接待，无法参加。回到北京我们才知道是赶上领导人来济南。说完事吃完饭，我和左老师火车都赶不上了。因为第二天我们在北京都有会议，十方的人连夜开车把我们送回来，到北京都凌晨三、四点钟了。
当时，我想起和左剑恶老师另一个有意思的出差场景。
“十一五”水专项初期，我刚准备调到清华，水专项的分配都已经基本完成，那时候我和左老师在水专项里头的方向不甚明确，我们商量在污泥厌氧消化上做点儿工作，打听到唯一没有确定的项目是昆明的城市水专项。
2008年五一过后，我和左老师就相约去到云南，与云南省厅、省院主管水专项的人都见了面，谈了一圈儿，效果不甚理想。
5月12日，我们将要离开昆明回到北京。我们在路上坐着出租车，突然感到有一阵晃动，左老师比较敏感，说“有地震”，我当时没有在意。
我和左老师还想按计划回北京，但是到机场之后发现形势不对。听说军用飞机大量集结，我和左老师果断换上前一班的飞机回京，到了北京才知道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换飞机，估计一个星期也回不了北京。
编辑： 赵凡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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